外资公司的撤离，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分析

在过去的一年里，外资在华工厂“出逃”、撤离中国的消息接连传来。除了耐克、阿迪达斯等大公司，一些中小企业也有所行动。

在越南，一个服装工人的月薪只有500元人民币，印度最低每人每月250元，孟加拉则为300元左右。但在广州，聘请一个车工就需每个月2500到3000元，一些中高端服装企业向工人支付的月薪更高，在4000元左右。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差距，是不是导致外资企业关闭在华工厂的主要原因？

对于上述问题，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正处于‘走出去、引进来’战略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外企工厂撤离中国，其实无需惊慌，这实际上是企业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另一方面，尽管人口红利正在减弱，但中国依然具有不可比拟的投资优势。”

又一家外企工厂撤退

本月初，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限期离厂。公司称，这是总部“构造改革”的全球战略收缩调整的需要，“终止解散”行为已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备，并得到批复。

近来，类似知名外企撤退动作不断，微软计划春节前关停在北京的工厂，诺基亚将东莞工厂的生产设备搬迁越南。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一些万人规模的制造企业宣布关门，其中不乏为苹果配套的苏州联建科技及其兄弟公司——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其拖欠供应商货款逾亿计。

这些外资企业的关停或倒闭，间接造成的失业人数更是不可估量。据了解，以包装印刷业为例，中大印刷在高峰时期也高达6000人，到2014年1月发生罢工时，人数仅1200人。2013年罢工的港资深圳华彩印刷厂，2008年时员工达一万人，到罢工时仅余3000人。

过去三十多年间，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和赶超战略，把后发优势发挥到极致，二三十年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两三百年间工业革命所走过的路，“Made In China”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标签。然而，目前的制造业危机从2007年金融危机时的眼镜、鞋子、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扩散。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世界工厂”的符号正在淡去。

迁移东南亚减轻人力成本

王志乐介绍，目前，外企工厂的迁移大致分为两种——迁移至东南亚或回流至本土。一方面，是以”东南亚制造“为代表，携劳动力价格等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向东南亚转移，一些东南亚国家近几年从中国“抢”走了不少订单；另一方面，以美国的“再工业化”为代表，在扩生产、增出口、促就业等目标之下，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的现象愈发普遍。

2014年12月17日，微软宣布将在春节前关闭位于北京及东莞的诺基亚手机工厂。关闭中国工厂后，部分设备被转移到越南河内工厂。

此外，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快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的步伐。

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明显减退时，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却以其相对更低的薪酬水平承接着中国制造的大量转移。较有说服力的事件是，有英国媒体报道，阿迪达斯仅向为其生产伦敦奥运会特许商品的柬埔寨服装厂工人支付每周10英镑的工资，即便是阿迪达斯回应道：当地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30美元，这个数字也距离苏州工厂此前对外招工时所宣称的“人均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人民币”也相差甚远。

为吸引跨国巨头，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家还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其中，越南最具吸引力的是其税收优惠，外资企业在越南前3年免税，第3至5年税率为5%，其后税率约为10%左右。

与外资撤离中国相伴而生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外国投资正在快速增加。2011年，东南亚各国吸引外资达到1170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26%。有分析称，今年东南亚吸引的外资有可能超过中国。

不但跨国企业将目光瞄准了东南亚，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外迁，寻求海外代工之路，以降低生产成本。早在2012年，凡客诚品便将部分订单转移至孟加拉国，其负责人称，这一举措将节约30%的成本。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人工成本优势，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企业将目光转向东南亚。

与此同时，部分外企加快了将工厂迁回本土的步伐。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至位于静冈县和神户市的工厂；夏普计划在栃木县矢板市工厂和大阪府八尾市工厂分别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推进回迁；日本大金工业公司董事长井上礼之表示，计划进一步把投放日本国内市场的家用空调生产从中国迁回位于滋贺县的工厂；TDK预计也将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秋田县等地的工厂。

引进外资保持稳定增长

“用‘外企正在撤离或者逃离中国’这句话来形容当前的形势并不准确。从近年来离开中国的外企工厂名单不难看出，这些多是中低端制造业。”王志乐认为，“实际上，中国去年的引进外资总量是超过了前年的，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仅是制造业方面有所放缓。而另一方面，外企在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增长速度是高于制造业的。”

对于王志乐的观点，数据是最好的明证。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28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约3％，外资流入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13年下降了8%。

同时，2014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4%，约为5110亿美元。受跨国公司回购交易等因素影响，美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排名中下滑至第三位，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约86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3年的三分之一。

相比较而言，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2014年保持较强的活力，超过700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6%左右，创下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其中还提到，去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占比升至约56％，而传统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400亿美元，同比下降12.3％。不难看出，相较于制造业，中国服务业是明显的增长点。

而在该会议上同时发布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投资促进机构选出的2014——2016年最具前景的东道国经济体，中国位居首位。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1196亿美元，同比增长1.7%，中国已经连续23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

国家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刺激下，2014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38万家，同比增长4.4%。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提高了吸引外资的水平。目前，外企的经营状态稳定，盈利和纳税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看数量有限，目前还未出现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资的情况。”在今年1月29日的例行发布会上，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公开表示。

专家：外企撤离并非坏事

“因为外企工厂撤离中国往往伴随着失业、地方GDP下降、地方税收下降等问题，这些都会引起社会的过度紧张。早在数年前，这一说法就已在流传。但实际上，外企工厂撤离中国并不可怕，反而有着更多的正面影响。”王志乐认为。

他介绍，“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工厂迁移的现象就已在国内发生过一次。当时，深圳的诸多中低端制造企业大规模迁移至东莞一带，曾引起了当地的恐慌。如今，近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种迁移并非坏事——中低端制造业迁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深圳的高端制造业崛起了，竞争力反而更强。”

“如今，外企工厂迁移他国或回流本土，可以看作深圳中低端制造业迁移东莞的升级版，而这恰是当今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王志乐说，“但这种迁移的背后原因，也应该引起关注。”

“中国的营商环境也是引起外企工厂撤离另一大因素。”王志乐介绍，“国企和外企的不平等遭遇，让诸多外企觉得不公平、觉得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失偏颇，甚至会觉得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就是冲着他们去的。以GSK贿赂事件和高通公司60亿罚单为例，在我看来，从法律上来说，这种处罚虽然完全合理，但这种处罚在国企身上，比较罕见。”

“这种营商环境，让许多准备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持观望、犹豫态度。在中国美国商会的一份中国投资环境调查中显示，数年前，该国70%的大型企业负责人愿意到中国投资，而如今不足5成。”王志乐表示。

此外，也有分析机构表示，“实际上，外企工厂迁出中国，对于大部分本土制造企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首先，外企撤退后，这些被他们占用的资源又被释放出来，中国制造业可用的资源便增多了；其次，我国的人才又回流到本土企业；再者，外企的产品和服务在我国均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外企的回撤，释放出的市场份额又回到市场中；最后，外企的撤退给中国制造业留下了管理经验、先进的理念以及技术。”上述机构认为。